“嚴打能夠起到展現國家威嚴以及安撫公眾的作用。該策略之所以獲得公眾的支持，主要是對于公眾而言，這一嚴厲譴責與懲罰的過程，具有在面對犯罪與不安全時抒發緊張與維持團結一體感的功能，是一種標準的‘表達式正義’姿態。”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汪明亮分析。

但嚴打在短時間內造成的威懾力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犯罪規律。據《中國刑事政策檢討：以“嚴打”刑事政策為視角》一書統計，1983年嚴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就直線上升。

“嚴打具有‘速效性’，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發生功效，把犯罪勢頭壓下，主要在于政府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司法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引發犯罪發生的各種因素。”汪明亮說，“但嚴打的作用范圍是有限的。嚴打只能針對嚴重犯罪，對輕微犯罪不能適用嚴打手段。”

這是一場司法風暴。《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稱，“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注銷城市戶口一大批，并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流氓罪的時代語境

在83嚴打中，一個典型罪名為流氓罪。流氓罪因其罪名的龐雜和模糊，被法律界稱為“口袋罪”。著名的案件有朱國華案和陳小蒙、胡曉陽案等。這些案的主犯均為高干子弟，都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

中共中央(1983)31號文件定義了流氓團伙分子，措辭極為嚴厲，稱他們“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新的社會渣滓、黑社會分子。他們以殺人越貨、強奸婦女、劫機劫船、放火爆炸等殘酷手段來殘害無辜群眾，他們仇恨社會主義，對社會治安危害極大。”

文件稱，“對流氓團伙分子要一網打盡，對流氓頭子要堅決殺掉”。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怎樣認定和處理流氓集團的意見》(84)高檢發(研)12號認為，在法律文書上避免使用“流氓團伙”的概念，改用“流氓集團”的稱謂。該文件還認為，“不應把‘一網打盡’理解為全部捕判，也不應把對流氓頭子要‘堅決殺掉’理解為一律殺掉”，“應當區別不同情況，給每一個流氓集團成員以應得的懲處。”

“問世”14年之后，流氓罪作為一個獨立罪名成為歷史。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案》，將流氓罪分解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

伴隨著“83嚴打”的，是上世紀80年代意識形態領域的“清理精神污染運動”。家庭舞會在上世紀80年代被視為精神墮落的體現，誘發流氓罪的原因之一。

由貴陽市公安局供稿的《一個流氓犯的自白》，載于1984年1期的《現代法學》。該文作者原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他在自白中稱“但我這樣一個新聞工作者卻墮落成了可恥的流氓罪犯”。作者稱，他用欺騙的手段和過去的一位女同學發生了兩性關系。后來學會跳舞，在家里舉辦起了家庭舞會，“越跳思想越空虛，精神越頹廢”。作者稱自己“什么法制、道德掛念統統淡漠了，成天想女人，圖舒服，終于發展到玩弄、奸污婦女，并以‘藝術’為名拍攝裸體照片，成了人民的罪人。”

嚴打后續影響

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等三個重大決定，對刑法做了顛覆性修改，規定對流氓罪等十幾種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

《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規定：“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和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民憤極大的，應當迅速及時審判。”“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應當判處死刑”，三個條件本應是審判后得知的結果，但該決定將之作為了開庭的前提條件。

《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第2條規定：“前條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訴期限和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期限，由刑事訴訟法第131條規定的10日改為3日。”

該決定也影響了1996年的嚴打。1996年6月18日，《法制日報》刊載了一篇《兇犯六天伏法》的報道。報道稱，吉林省高級法院及四平市中級法院依法從重判處一名“在‘嚴打’中頂風作案、持刀行兇殺害民警”的犯罪分子。該犯田曉偉于5月13日行兇作案，5月19日在四平被執行槍決。從偵查、預審、起訴、一審、二審、死刑復核到最后執行，7道程序總共用了6天時間。

對嚴打產生的問題，司法系統內部也有總結。比如當年的天津市有關部門就總結認為，“工作中也存在著應該糾正的問題，如對流氓罪定性不準，有的案件工作粗糙，個別區縣院曾有不符合辦案程序的做法和發生錯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