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強權者、周旋于大國之間的兩面派，世人加諸李光耀的標簽很多。這些標簽反映了人們對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方式和結果的解讀：美譽之下亦有指責之聲。

“國父”：開創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一城即一國，可謂“彈丸之地”。而就是這樣一個被強敵環繞的小國，在李光耀擔任總理的數十年間，實現了政治獨立和經濟繁榮，成為亞洲乃至世界耀眼的經濟奇跡。

憑借這一奇跡，李光耀不僅在新加坡樹立起了極高的威望，被視作建國元勛、立國功臣，而且在國際社會也贏得了不少贊譽，其“新加坡模式”的經驗也成為各國研究和借鑒的對象。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稱贊李光耀是“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11年曾刊文稱，李光耀給新加坡留下的遺產使新加坡成為了真正成功的后殖民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屈指可數。當阿拉伯國家逐漸分崩離析，東南亞其他國家還在第二世界苦苦掙扎時，借用李光耀所著長篇回憶錄中一卷的題目來說，“新加坡已經從第三世界國家一躍跨入了第一世界梯隊”。

實用主義者：大國均勢中周旋

在締造經濟奇跡的同時，李光耀還在外交政策方面為新加坡贏得了與其微小幅員和有限人口極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和威望。

處于強敵環繞以及大國利益交匯之地，外交問題關乎新加坡的生存。而李光耀的求存之道就是遵循實用主義的原則，在大國均勢中左右逢源，“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這一現實主義理念滲透其中。

面對虎視眈眈的鄰國，李光耀對所有大國“開放門戶”，加強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依賴關系，提升新加坡的國際敏感度，以牽制鄰國。而當處理大國關系時，李光耀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方，而是著力確保不同大國之間展開競爭，新加坡則在這種大國競爭的均勢中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美蘇爭霸時，歡迎蘇聯介入亞太如此;中國崛起，希望美日制衡中國亦是如此。

中國的老朋友：交好又提防

正是在這種實用主義原則的指導下，李光耀成了許多人口中的“兩面派”，而這也體現在了他對新中關系的處理上。

2011年，李光耀在新書《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首發儀式上演講。

1976年首次訪問中國以來，李光耀已先后訪華30余次，與中國幾代領導人都有接觸。中國政府也將李光耀稱作“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的老朋友”。而正是這位中國的老朋友，在積極發展新中關系的同時，還不斷在國際場合大談提防中國：希望美國繼續制衡中國，告誡日本、印度警惕中國成為強國，提醒東盟中國想讓它們成為附庸。

李光耀這種兩面周旋的做法還體現在其發展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關系上。與別的國家不同，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和臺灣都保持了良好的關系，1993年，李光耀作為中間人還促成大陸和臺灣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的“汪辜會談”。李光耀還曾批評曾經的好友李登輝搞臺獨和過于媚日，然而同時，李光耀還在一直保持著與民進黨的接觸。一方面，李光耀不希望臺獨破壞地區穩定進而影響到新加坡，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快速統一會打破中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平衡。

強權者：

美譽之下也有爭議之聲

李光耀一手締造的“新加坡模式”帶來了新加坡的繁榮，建立起高效廉潔的政府，為他贏得了不少美譽。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在稱贊李光耀時毫不吝嗇溢美之詞，稱李光耀是“世界級領導人”，其智慧和判斷力無人能及，“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為一位思想家”。

然而同樣是這個“新加坡模式”讓李光耀背上了“強權者”的帽子，新加坡長期一黨獨大、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擔任總理，以及用嚴刑峻法嚴格控制社會，這些都給李光耀惹來了不少非議。許多西方媒體指責這是不民主的體現，人權組織指責他限制政治自由，通過起訴反對者誹謗對他們施加恐嚇。2004年李顯龍接任總理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還曾發表指責文章，最后李光耀威脅要訴諸法律，迫使該雜志公開道歉和賠償。

面對“不民主”、“威權主義者”甚至是“獨裁”的帽子，李光耀拒絕接受批評，因為他對民主有著自己的理解：我們要民主，但我們要適合新加坡、對新加坡有利的民主。李光耀認為，西方在踐行大眾民主的時候，為了選票向選民們許諾好處并不斷加碼，這樣做的代價就是“把債務留給下一代人，讓它們承擔”。他堅定地認為：“法治原則會講自由權、結社權、言論權、集會權和和平示威權，但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這些權利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為如果盲目行使這些權利，有可能毀掉一個有組織的社會。”

自畫像：“務實的自由主義者”

當世人給李光耀貼上各種標簽的時候，李光耀也進行了自我審視。他曾在《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一文中全面剖析自己的思想、性格還有權力觀。

李光耀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他覺得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而是處于極其激烈的競爭之中。他自稱是個務實的自由主義者，不會拘泥于某一種關于治理世界、治理社會的理論。他不認為有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個宗教、任何一種思想能夠征服全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設想重塑世界。因而在治理新加坡的過程中，他沒有一味照搬西方式民主，而是選擇他認為的最佳方式。

李光耀祖居，位于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村。

而李光耀的這些思想理念來源于他的性格，還有他的一些生活經歷。在日本人趕走英國人、侵略新加坡的三年半時間里，李光耀看到了日本人的殘暴，他們“用殘暴的方式對待我們，包括我本人也遭受過日本人的虐待”。在《李光耀自傳中》，他如此描述，“他們的殘暴讓人聯想起古代匈奴族的侵略者。大概成吉思汗也沒有日軍的殘忍。我絲毫不懷疑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正當性。”李光耀騎著自行車，看見市區高級住宅的墻外有200多名日軍在排隊，標識牌寫著“慰安所”。這段經歷讓他明白了在強權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們為了生存會采取哪些應對之策。

與此同時，李光耀認為日本人的侵略還給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課。從英國人那里，李光耀學到了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管理人民，但對權力的意義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而日本對新加坡的侵略讓他“在聽說‘槍桿子里出政權’之前，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權力”，明白了權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關系，也見識到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

當然，面對外界的評價，李光耀坦承，他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正確的，但他認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李光耀說，“我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悅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我能做的只是確保當我離開時，各種制度還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確保現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羅高素質的下屆政府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