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杜憲和薛飛一同入職央視，10年后又同時離開，投身商海，而今又都隱居大學校園，他們的人生軌跡看上去幾近相同，但每個人又有自己不同的波段和頻率。“皓月”和“天蠶”分別是杜憲和薛飛離開《新聞聯播》后用過的筆名，意味深長，暗暗指向他們的人生。
起點
薛飛和杜憲是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77級播音班的同學，也是“文革”結束后北廣統招的第一屆大學生。當時，北廣只恢復了新聞系的招生，共設播音、編采和攝影3個專業。每個專業一個班，3個班加起來剛好108人。
在此之前，薛飛是一名因為不愿上山下鄉而在家躲了一年多的高中畢業生，杜憲是北京人民軸承廠的一名食堂工人，他們都有各自的人生軌道。
薛飛的父親是總政歌舞團的一名職業舞蹈演員，后來又擔任舞蹈編導。受家庭環境影響，薛飛從小就熱愛文藝，高中畢業后最大的夢想就是考取部隊下屬的一些話劇團體，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
16歲就參加工作的杜憲，在工廠的大食堂里一待就是7年，蒸饅頭、烙餅、煮菜、賣飯，什么都干過。年輕、端莊、人緣好、辦事利索，是她那時留給人們的印象，以至每次賣飯，她的窗口前都會排起一支長隊。她幾乎沒有想過有一天會離開這個擁有一千多人的大工廠。
突然恢復的高考改變了他們的命運。薛飛記得他們那一級學生年齡差距特別大，最小的是應屆生，比他小兩歲，最大的要比他大6歲，甚至有人還帶著嗷嗷待哺的孩子來上學。杜憲比薛飛大4歲，出身于書香門第，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
當時正值中國電視事業起步時。央視只有一個頻道，每天從下午6點半開播，晚上10點多結束，節目類型偏文藝，直到1978年元旦《新聞聯播》問世后，內容才漸趨多元。薛飛和他的同學們幾乎都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作最理想的歸宿，很少有人會想到畢業后去電視臺工作。
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屆畢業生最終沒有一個人進入中央廣播電臺播音部。薛飛認為這與恢復高考后首屆大學畢業生整體被輕視有關，一些招聘單位覺得十年動亂期間人才基本損失殆盡，重返教壇的老師少有實踐經驗，帶出的學生可想而知。
“這個狀況從78級之后就迅速改變了，因為他們發現該專業大學畢業生工作能力很厲害，這才意識到自己早先的想法是有失公允的。”薛飛回憶。
1982年，大學畢業后的薛飛和杜憲一同選中了前來招人的中央電視臺。進入央視之初，兩人即開始承擔《新聞聯播》20分鐘的國內新聞錄制工作。后來隨著老一代播音員趙忠祥、劉佳、呂大渝等人淡出一線，薛飛和杜憲開始挑起了《新聞聯播》的大梁。
1980年代是薛飛和杜憲人生中最為耀眼的時期。借助《新聞聯播》，他們成了“文革”后最早的一批大眾偶像。
薛飛和杜憲的播音生涯同時結束于1980年代末。兩人不再擔任出鏡主播后，杜憲被調到了經濟部當編輯，薛飛則被調到專題部《神州風采》節目組做紀錄片。為了便于工作，兩人都起了一個筆名，杜憲叫“皓月”，薛飛叫“白墨”。
下海
Tata是距離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66公里的一個小城，僅有3萬人口，寧靜，安逸，按匈牙利的發音，薛飛稱之為“陶陶”。這里是他新生活開始的地方。
19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大批中國人涌入當時與中國互免簽證的匈牙利，以求在該國經濟轉軌之際，大撈一筆。這也便是當時流行歌曲中唱到的“北京的倒爺震東歐”。
薛飛回憶，當時每周都有兩列從北京開出的國際列車將一批批中國人連同他們攜帶的貨物，經莫斯科轉到匈牙利。最后涌入的中國人太多，匈牙利政府不得不臨時做出決定：封閉邊防，禁止中國人入境。
薛飛的妻子及其家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很早就在陶陶開了一個中餐館。后來，薛飛在國內的幾個朋友通過追加投資也加入了進來，共同注冊了公司，以便做大宗貿易。薛飛趕赴匈牙利時，正值公司各種矛盾叢生。一邊是家人，一邊是朋友，毫無商業經驗的他很難維持平衡，不久也陷入了矛盾的漩渦。最終，飯館被關閉，朋友撤股，落在薛飛及其家人身上的是一大筆債務。
最困難的時候，薛飛帶著家人一起在“陶陶”的集貿市場上辛苦地練攤。曾經的“國家喉舌”，這時不得不為生計發出個體戶的吆喝。
“第一聲叫喊實在不易，它所沖破的不僅僅是我心理上的防線，而是將全部的虛榮心徹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一條實實在在的生活之路。”薛飛說。
通過練攤、開商店等艱苦創業，薛飛的手頭寬裕了起來，他和家人一起在陶陶小城建了一座占地約700多平方米的別墅。擺脫了生計之憂的薛飛開始關注他更感興趣的文化事業。他認為無論從電視市場還是文化道義講，自己都應該拍出一部旅匈華人的電視劇來。
一部名為《多瑙河·黃太陽》的20集電視連續劇由此誕生。薛飛對這部電視劇的期望值很高，從籌資到拍攝再到最后的剪輯，他全程參與。出于市場考慮，他還邀請了陳寶國等明星加入。當時類似的電視劇題材還有《上海人在東京》和《別了，莫斯科》，賣得也都不錯。
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薛飛至今都很嚴重的煙癮便是在那時候犯下的：“一根接著一根，每天從早到晚都停不下來。”
拍攝電視劇慘敗后，薛飛決定回國發展。他把教育培訓當成了再出發的起點。最初，他只是利用自己在播音主持方面的特長，純粹地做技能和職業培訓。但隨著市場轉向，他意識到人們對學歷的看重，開始和學校合作。現在的薛飛，是中華女子學院藝術學院講座教授。
2000年，就在薛飛回國前后，杜憲受鳳凰衛視之邀，重返熒屏，擔任《只有一個地球》、《穿越風沙線》、《尋找遠去的家園》、《永遠的三峽》等專題片主持。然而兩年后，她再次從公眾視野消失。直到2013年，一位網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組杜憲回到母校授課的照片，外界才知道她現在的身份是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副教授。
回歸
和20多年前每晚在萬眾矚目的電視上為國家播音不同，現在的薛飛和杜憲更多地在校園一隅默默為自己發聲。棲身大學校園，使他們身上多了幾分傳承的意味。
薛飛的老朋友張寶瑞告訴記者，這些年薛飛其實有很多機會重返電視臺，他都拒絕了。
教書之余，攝影、書法、朗誦等都是薛飛的愛好。網絡上流傳著很多他以“天蠶”為名朗誦的作品。
在學生隋偉凌眼里，薛飛在中華女子學院藝術學院是男神一樣的存在。一方面他很“酷”，“似乎沒有什么拘束他的靈魂和思想，想去哪兒了就會去，想干點什么就會去做”;另一面，他又很隨和，“就像一個鄰家大伯，跟你有什么聊什么，講一個笑話給他聽他能笑上半天，有時候自己也會說個冷笑話，同學們其實都聽過了，沒有什么反應，但是薛老師自個兒卻笑了起來。十分的親切，讓你都不好意思不認真聽他的課”。
現在的杜憲也一樣埋首課堂，低調、沉默。以前，人們提到陳道明時，會說他是杜憲的丈夫;現在，剛好反了過來，而杜憲似乎也樂意隱藏在陳道明的光環背后，如同那些流失的歲月，寂靜無聲。
除卻一些八卦新聞，能搜索到的媒體最近一次對杜憲的公開報道，是2007年她與清華大學簽署“杜慶華獎學金”協議。杜慶華是杜憲的父親，也是中國著名力學教育家，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杜憲遵從父親遺囑，以父親所獲“何梁何利獎”為基礎，首次籌款55萬元人民幣，設立清華大學“杜慶華獎學金”，以獎勵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
去年，陳道明的影迷聚集地“明閣”轉發了一段杜憲寄語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2010屆畢業生的短片，這是近些年來杜憲少有的一段公開視頻。鏡頭前的杜憲恬淡從容，一身素色衣服，外加一頭燙得略卷的短發，讓她在一如既往保持著不變本色的同時，多了幾分時代賦予她的優雅。
雖然遠離公眾視野多年，但薛飛和杜憲并沒有被時光湮沒，任何一丁點兒關于他們的動態，最后都會成為新聞。偶爾還有人在網絡上貼出自己與他們中某個人的合影，以表達某種情懷。
對于往事兩人則都刻意不提。兩年前，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傳媒記憶”書系，曾邀請廣院77級播音班全班同學撰文。負責此書的該社編輯趙麗華在博客中透露，全班學生的回憶稿件中，薛飛和杜憲的文章顯得別具一格：薛飛全文不著一字，內文共3行，以問號和感嘆號為主，逐漸加強，題目同樣是一串標點符號;杜憲則寫得很長、很認真，但也僅僅是回憶了自己后來在鳳凰衛視工作時一次采訪途中的落水經歷，以及瀕臨死亡的那種生命體驗。趙麗華告訴記者，出于多種考慮，這本書后來是內部印刷的，沒有公開發行。
私下里，薛飛和杜憲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情。“幾年前他跟我說，他跟杜憲一個禮拜見好幾次面。”張寶瑞轉述。正直，善良，行事低調，不愛說話，也不愛聊往事，喜歡抽煙——這是薛飛給他留下的多年不變的印象。
除此之外，張寶瑞最大的一個感覺是這些年薛飛蒼老了很多：“他以前在中央電視臺的時候是一個英俊小生的形象，現在是一個非常滄桑的中年人了，身上有很多歲月的痕跡，受苦的痕跡，但是他很堅強。”
張寶瑞曾到薛飛家里去過。那是位于北京東四的一座老舊的大雜院，里面住了很多人。薛飛的家靜守一角，面積不大，布置得很典雅。屋子中有兩樣東西讓張寶瑞記憶猶新，一是帶有佛教色彩的裝飾和擺設，還有就是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張很大的照片，是薛飛跟同學們的合影，其中有杜憲——那是一個屬于他們的年代，如今被微縮、封存在像紙上。
